具有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主要包括非甲烷总烃(烷烃、烯烃、炔烃、芳香烃)、含氧有机化合物(醛、酮、醇、醚等)、卤代烃、含氮化合物、含硫化合物等。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发现，5月22日，环保部华南环保督查中心网站的一篇文章称，华南环保督查中心召开了专题会议，部署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准备工作，而与会人员均签订了《2016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保密承诺书》。问题非常大，到了应该去纠正的一个状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这是因为中国要探索发展的新模式，同时回应百姓对环境的诉求。这次督察不仅针对政府还对党委，这是第一次。原省委主要领导对环境保护工作不是真重视，没有真抓。但督察组来了以后，中央正在着手制定一些奖惩标准;各地也在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这是第一次省级领导接受约谈的场景被官方晒出来。

而时代周报记者致电被督察组通报违规新建钢铁产能的河北武安裕华钢铁公司的三名负责人，两名负责人以在开会为由拒绝接受采访，另一人称，没有这回事，你从哪儿看到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在中央环保督察组离开后，周边省份的官员纷纷来到河北取经。周永章认为，督察产生的压力不仅在于组织上的奖惩，也在于向媒体披露所产生的舆论压力。法案规定污染者需要为场地修复行动付费，或者修复费用由美国环境保护署先行支付，再通过诉讼等方式向责任方索回。

1994年美国环境保护局将棕地定义为被遗弃、闲置或不再使用的前工业和商业用地及设施，这些地区的扩展或再开发会受到环境污染的影响，也因此变得复杂。研究显示，政府部门对开发商申请的快速回应、清理完成的证明以及灵活的治理标准可以增加棕地的吸引力。再开发这些地区可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当地的社会治安环境。有数据显示联邦政府到2000年为止共提供超过2.8亿美元的引导基金并吸引40亿美元的公私部门投资。

强化旧工业区的前期治理工作，特别是对于旧工业区再开发项目规划审批要以前期治理为基础，可以在城乡规划法的旧城区改造中予以明确(见图1)。即便是共同承担，也面临着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责任厘清过程。

同时社区发展团体也直接参与一些棕地的开发。棕地数据库的建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对开发商的监督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建成区中的存量土地包括以前的旧工业场地(即棕地)就要被充分再利用。个人力量分散的原住居民只有在其参与收益大于成本时，才有参加的可能性和积极性。

法律程序上的安排也需要进一步地细化和完善。如何使居民分散的力量聚合，只有依靠非政府组织或者非营利性机构等组织。政府对棕地项目提供低息贷款、税收减免等财政工具对于大公司而言影响甚微，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资金而不是向银行贷款。这些场地在国外文献中一般称之为棕地。

棕地周边的原住居民是治理与再开发最直接利益相关人，再开发实施效果直接关系到其居住环境。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5月份的《中国固体废弃物管理：问题和建议》介绍，我国大约有至少5000个棕地，并以较快速度增加。

(3)非营利机构与美国情况不同的是，直接介入到鲁尔区棕地开发的非营利性机构不多。(3)非营利机构非营利机构包括社区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

(2)棕地数据库和棕地等级分类。污染场地的修复资金主要来自于欧盟、联邦和州政府，有数据显示，在为期十年的IBA计划期间，投入在埃姆舍地区的250亿欧元中有2/3来自于公共基金，1/3来自于私人投资。北京市环保局在2007年先后出台《场地环境评价导则》和《关于开展工业企业搬迁后原址土壤环境评价有关问题的通知》，上海市针对世博会举办的场地和场馆，也颁布了相关土壤清理标准《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上海世博会暂行)》(HJ350-2007)。但是，随着联邦政府反贫困项目的减少，社区发展团体的社会倾向性逐渐减少，越来越关注经济活动的成功。开发商承担的成本不仅包括开发的成本，还包含治理污染的成本甚至是未来连带责任的潜在成本，而且该连带责任成本极具不确定性和高风险。另一方面，也无法依据污染标准等来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以增加棕地对开发商的吸引力。

棕地治理与再开发会改善其周边环境，带来明显的外部正效应周边资产的增值、就业机会的增多和更高的税收收入等，但是这些并不作为投资回报为开发商所有，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开发商来说是一种利润的损失。超级基金法是美国最全面的规范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的法律，但由于其严格、连带和具有追溯力的法律责任，以及政府对于污染场地的实际状况了解不多，可供选择的修复技术有限，在最初实施的几年中，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却为相关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带来了严重的负担。

棕地数据库的建立，一方面可以追踪棕地污染信息和纵向了解其曾经治理的信息，为日后开发者做参考，另一方面棕地信息的建立与公布可以使消费者了解更多信息，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隐瞒现象。在社区周边的棕地开发中，非营利性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鲁尔区土地多为工业企业所有，棕地再开发的主体多为企业与当地政府联合，社区组织等非营利机构在棕地再开发上缺少话语权就很难直接起作用。1983年德国联邦和北威州政府分别为产业结构改造直接投入资金30多亿马克和1.5亿马克，这些措施在保证煤炭和钢铁传统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将单一的产业结构变得多元化，提升了鲁尔区的综合竞争力和稳定性。

近些年来，为了管理污染的土地，环境保护部先后出台《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2004)、《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2008)、尚在修订中的《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2009)以及一系列的技术导则。依据棕地其未来的用途，对污染物和其在的危险物执行差异化的治理标准，可以大大节约财务成本和时间成本。在《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2009)中规定污染场地负责人对污染物浓度高于修复限制的场地在再开发前要进行土壤治理与修复工作。城市更新过程中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一直是城市研究重要热点之一。

在鲁尔区振兴过程中不得不提的一件事是从1989年开始为期十年的IBA(International Building Exhibition)计划，即国际建筑展。美国棕地治理与再开发1.相关法律法规美国以1978年拉夫运河事件为契机，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超级基金法，正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棕地的概念以及如何重建棕地。

但1950年代末开始，石油的大量使用使得世界能源结构发生变化，加上煤炭开采成本的上升等因素导致鲁尔工业区开始衰退。如由以前煤矿企业联合成立的鲁尔集团(RAG)现在转为向公共和私人部门出租退役地产的地产商。

与美国棕地再开发相比，这样减少了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并简化了程序、节约了时间和降低了成本。如杜伊斯堡市的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埃森市的关税同盟矿区工业文化遗产、盖尔森基兴市的采池公园等，这些项目极大地改变了鲁尔区的面貌。

在鲁尔区棕地的开发过程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政府没有制定详细的地区规划，而是循序渐进来治理棕地，一些旧工厂作为工业遗产保留下来，也为以后的开发提供了空间。多起治理的棕地再开发引发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事故已经揭示了：兼顾多方利益基础上制度化安排存量棕地的治理和再开发的迫切性同时，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很多老国企搬迁时没有完善的环评制度和土地修复制度，把废渣就地填埋了就搬走了，而当毒地引发事故时，污染企业可能早已不存在，也可能这块土地上已经建立过其他企业，该由谁来为这片污染场地负责就成为一个无解的难题。这样一所康居小区，实际上却建在化工厂原厂址上，污染严重。

经检测，开发商才恍然大悟这是一块毒地，武汉农药厂曾在此运作30多年。因项目众多，牵扯资金巨大，该项目在湖南省内又被称为一号工程。

谁污染，谁治理这种为自己的过错买单的付费方式看起来十分合理，然而土壤污染问题的显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中利害很难在短时间内算清。长江明珠小区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是一所能解决6400多位低收入群众住房问题的小区。

为解决治理资金不到位的问题，湖南省推出重金属专项治理债券，湖南就此成为国内首个且唯一发行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债券的省份。已建成的楼房不可能推倒。